麻将，亦称马吊，又称麻雀，作为一门赌术，自清末即已流行开来，到民国时期，更是风靡一时。
上海有“冒险家的乐园”之称，在这里，中外赌客纷至沓来，中西赌技荟萃于此，赌场遍设，赌博业畸形发展。旧上海的三大闻人黄金荣、杜月笙、张啸林都是赌业巨擘。黄金荣的公馆里，每天仅麻将赌博就有四五桌。杜月笙在抗战前就开了５家赌场。三大亨联合于１９３１年开设的福煦路１８１号赌场，每到华灯初上，夜幕降临，男女赌客，翩然而至，门庭若市。据统计，民国初年，上海妓院公开赌博的不下１５００家，上海妓院的赌客合计每日就有１．５万人。
在天津，租界洋人与地痞流氓相勾结，遍设赌窟。赌博名目既有西式赌具，也有麻将等传统赌具。出入其中者以下野政客、官僚、军人为主，也有不少中产阶级人士。由于得到了租界当局的公开庇护和社会恶势力的保护，一时生意兴隆。
在广州，著名学者梁实秋就曾亲眼目睹广州人嗜赌如狂的场面：“路过广州，耳畔常闻噼噼啪啪的牌声，而且我在路边看见一辆停着的大卡车，上面也居然摆着一张八仙桌，４个人露天下酣战，行人视若无睹。餐馆里打麻将，早已通行，更无论矣。”
民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，政令难以统一。从中央到地方，虽然多次制定过禁止赌博的法令，但由于许多军阀、官僚本身便是嗜赌如命的大赌棍，其行为为社会上赌博风行起了示范和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如奉系军阀张作霖、山东督军张宗昌、“东陵大盗”孙殿英都是名噪一时的大赌棍。而张宗昌“狗肉将军”的绰号，便直接来源于赌博。张宗昌常拉手下人陪他打麻将，对于牌技高超者，还封以高官。有个清客吴家元，对麻将极为精通，他经常陪张宗昌叉麻将，牌桌上，他竟能知道张宗昌要什么牌，及时供应，使张场场大赢。更为奇怪的是，他虽不断拆牌、供牌，自己却能维持场场小胜。吴家元这种高超的牌技，令张宗昌刮目相看，高兴之余，就在牌桌上赏给他一个青岛盐务局长的美差。军阀们不仅自己嗜好赌博，而且往往大开赌禁，公开招商承办赌捐，借赌博达到筹措军饷、中饱私囊的目的，使得禁赌法令往往形同虚设，赌博之风愈演愈烈。
二
麻将赌博不仅浪费了人们宝贵的光阴，消磨了人们的志气，而且败坏了官风，污染了社会风气。
奉系军阀张作霖酷嗜麻将，他认为麻将为“文赌”，较之牌九“武赌”更能显示其上流人物的身份，因此在北京时常常与僚属们打麻将。一些政客便投其所好，在麻将桌上施以贿赂，谋取高官厚禄。１９２７年６月，张作霖自封为中华民国政府又称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后，内阁财政次长一职最初内定由段永彬担任，但后来发布时却换成了段的政敌朱有济。原来有一次段永彬和朱有济一同陪张作霖打麻将，段对输赢得失斤斤计较，而朱则圆滑世故，宁可拆掉自己成副的牌，也要打给张大帅和“清一色”，以此讨得张大帅的欢心。“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”，张大帅自然不会亏待他了。
如果说朱有济是因绞尽脑汁讨好上司而得官，那么山东某县一位科长则因赌而侥幸升官。原来韩复榘主政山东时，喜欢“微服私访”，一次到某县视察，一早未打招呼便去参加县政府的例会。开会的时间到了，县衙门还冷冷清清。第一位上班的是位科长，而县长却迟到了好一会。韩复榘一怒之下，将县长降为科长，科长则升为县长。其实那位科长并非是奉公守法、勤于政事之人，只因头天晚上在麻将桌上酣战了一夜，天亮了懒得回家，便径直到衙门上班了，没想到竟因赌得福，不费吹灰之力当上了县长。此事传开后，一时成为笑谈：“赌了一夜，赌了个县长当当。”
从很早很早以前，麻将还飘洋过海，成为中国的大宗出口商品，风行于世界各地，特别是日本、美国、欧洲等地的人，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奇，以学打麻将为荣，叉麻将曾是西洋社会的一种时髦游戏，俱乐部里差不多都有麻将。中国留学生有的竟以教人打麻将为副业，电话召之即去，每小时收费一元，可谓留学史上的轶闻。
三
麻将赌风盛行，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。在偏僻而落后的赣南，蒋经国曾在１９３９年和１９４３年两次严厉禁赌，然而一些权贵政要根本不把蒋经国的禁赌措施放在眼里，他们不仅公然开设赌场，而且带头聚众赌博。有一次警察局在文清路赖氏私宅抓到打麻将的４位妇女，其中一位是吉泰警备司令赖伟英少将的太太，一位是蒋经国手下的专署秘书杨万昌的太太，另两位是南昌市立银行总经理贺济仓和一位刘姓处长的太太。警察进门之际，贺、刘二妇机灵，从后门溜掉，赖司令的太太胖跑不动，杨秘书的太太自恃老公是蒋经国手下红人，不在乎，所以两人落入警察之手。对此，警察局不敢擅自作主，只得请示蒋经国。蒋回答道：“管他什么司令太太，抓到了一样罚跪。”结果两位娇滴滴的太太在赣州公园跪了３天，消息传出，人们蜂拥而至，观看司令太太跪公园。此后赌博之风才有所收敛。
胡适在《漫游的感想》中专门写了《麻将》一节，痛斥麻将的祸害。他考察了麻将的起源及其在海外的流传情形后激愤地写道：“英国的国戏是Ｃｒｉｋｅｔ，美国的国戏是Ｂａｓｅｂａｌｌ，日本的国戏是角抵，中国呢中国的国戏是麻将。”他算了一笔账，即麻将每４圈费时约两个点钟，少说一点，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，每桌只打８圈，就得费四百万点钟，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，金钱的输赢、精力的消磨，都还在外。接着他不无情绪化地写道：我们走遍世界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、文明的国家，肯这样荒时废业吗……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“闲”为幸福，以“消闲”为急务，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，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，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。从前的革新家说中国有三害：鸦片、八股、小脚。鸦片虽然没有禁绝，总算是犯法的了。……八股的四书文是过去的了。小脚差不多没有了。只有这第四害，麻将，还是日兴月盛，没有一点衰歇的样子，没有可以说它是亡国的大害。新近麻将先生居然大摇大摆地跑到西洋去招摇一次，几乎做了鸦片与杨梅疮的还敬礼物。但如今他仍旧缩回来了，仍旧回来做东方国家的国粹，国戏
胡适把麻将看作“亡国的大害”，显然过于偏激。但是他明确指出麻将荒时废业，并从打麻将说到一些中国人不思进取的民族性，不失为远见卓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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