赌博的危害

鲁迅先生在写给曹聚仁的信里提出要研究多门专史，赌博史是其中之一

赌博史简考

赌博这个词儿，出现得较晚。古籍上起先说到赌博时常曰“博”或“赌”。赌博最早是以博戏即下棋、掷骰子之类的游戏方式进行的，最初是一种正当的娱乐。《庄子·骈拇》记载的那个掷骰子的童仆就没有赌钱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上说，武帝乙“为偶人，谓之天神，与之博”。显然不会是与神捞钱财。《穆天子传》上说穆王“北入于邴，与井公博，三日而决”，也没提到大获而归。传说老子作“樗五木”的博具，并未说老子是赌具发明家。可见，最初的博戏是清清白白的。

以钱财作赌注的博戏———就是赌博，大约最晚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。《列子·说符篇》上说，梁地有一个姓虞的富商，“家充殷富，钱帛无量”，在大路旁“设乐陈酒，击博楼上”。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记载，临淄城里的居民“无不吹竽鼓瑟，弹琴击筑，斗鸡走狗，六博蹋鞠”。这些玩博戏的，大都是殷富游乐者，他们住在金钱万能的商业都会里，发财心切，最易以博行赌。

那时的赌徒叫“博徒”。《史记·魏公子列传》载，信陵君求贤，曾亲自到一个“博徒”家里请出了藏在那里的处士毛公。平原君就笑话他竟与“博徒”往来。这反映出赌徒在当时社会上已为人注意，但名声不佳。

随着赌博的出现和发展，赌博的方式和器具也五花八门起来。除弈棋、斗鸡、掷骰子外，还陆续添了斗鸭、斗牛、斗鱼、斗蟋蟀、斗鹌鹑、压宝、打牌、赛马等名目，“雅”一点的，还有敲诗、闱姓之类。唐代，上流社会盛行以斗鸡赌博，长安城里设了许多鸡坊和斗鸡楼。唐玄宗还养了一群“赤鸡白雉赌梨栗”的斗鸡小儿。明清时，盛行马吊牌，明人冯梦龙居然还写出专著《马吊牌经》。明、清时还特别盛行斗鹌鹑和斗蟋蟀赌博，由此宣窑蟋蟀盆也成了珍玩。程晋芳《金台杂咏》云：“锦红囊履野鹑，千金胜负决朝喧。豪家别具清秋赏，捧出宣窑蟋蟀盆。”近代，广东还独创了“闱姓”的赌博方式，以猜中考试士子中试的姓的多寡来判定输赢。鲁迅先生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赌戏和借此行赌的现象很注意，他在《伪自由书·观斗》里说：“最普通的是斗鸡，斗蟋蟀，南方有斗黄头鸟，斗画眉鸟，北方有斗鹌鹑，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，还因此赌输赢。”

赌博，社会的瘟疫

赌博是旧时代的一种社会瘟疫，传染性极强，常常蔓延到社会各阶层，形成为痼疾。封建时代，上至皇帝，下至百姓，从官宦绅商、儒雅文士，到贩夫佣仆、游手闲汉，都不乏赌徒。北朝周文帝在同州与当地官绅宴集时，拿出锦绫千段，又解下自己身上的金带让将领官绅们去赌（《北史·王思政传》）。唐朝武则天白昼与大臣玩赌博游戏，晚上就做赌博的梦，她曾问宰相狄仁杰：我梦见和别人赌双陆（博具），总不见赢，不知为何？可见这位女皇帝已赌得痴迷了。清代杭州的盐商最喜宴会时豪饮狂赌，举行这类“赌宴”时常呼朋引类，请来大群名士巨贾。文士本以雅正为荣，但沾上赌习的也不在少数。如清道、咸年间号称“一代文宗”的赵菁衫，竟“嗜博成癖”，“一日不博，若荷重负”，而且赌技颇佳，“常胜不负，人至莫敢与角”（《清稗类钞》）。龚自珍是杰出的思想家，但也未能免俗，他在心情郁闷时，也去赌博，不过总是输。

清代的八旗子弟是一个盛产赌徒的社会阶层。虽说当初雄兵入关威风一时，但很快便腐败了，染上赌博恶习便是腐败的重要表现。“世胄承勋袭荫长，新挑鹰狗上拜唐，侠游爱纵千金博，朔克腰缠下轿房”（前因居士《日下新讴》）。这轿房就是赌场，自然也是陷阱，那些腰缠银锭（朔克）的八旗子弟坠落其中，不能自拔。

旧时妇女一向多有妇道规矩的束缚，但清末上海竟开设了专供豪家闺秀赌博的场所——女总会。女总会在夜间开张，女赌徒们日昏而聚，彻晓方散。

古时的赌徒中，青少年很多，尤其是贵族豪门子弟中更不乏这路货色。东汉大将军梁冀，少为贵戚，逸乐恣肆，以“意钱之戏”进行赌博是他的拿手好戏。东晋桓温年轻时，混迹赌场，结果输得“资产俱尽”，还欠了债。五代后周郭威也曾是“少无赖，好博”，但后来总算改邪归正，成就了大事业。如此种种，可反映赌博这一社会瘟疫蔓延的程度。

赌风是不良世风的重要表征。晋代，赌风很盛，究其原因，实与当时门阀士族地主生活腐化、行为放诞、思想空虚的世风有密切关系。唐、宋时期，城市经济繁荣，但也滋长了病态的世风。大量有钱有闲的官僚、富商及其帮闲居于城内，极易形成赌癖。不安分的市民也为钱财所蛊惑，混迹赌场。那些娼妓、流氓、闲汉之流更是如蝇逐臭地赌。明朝万历时，“世风柔靡”，士大夫“无所用心”，于是大赌特赌（顾炎武《日知录》）。清代道光以后，及至民国，国势日颓，世风日坏，赌风便愈刮愈烈。